务的家伙，算是立了功。
现在何见天母女都是村里重要的干部，时常被村里的群众认为是“真正管事儿”的。
农会主席沈见宝为人太过老实，虽然善于组织农会会员们搞民主，却不好意思对那些违反农会规定的人进行批评。因此，在农会唱“黑脸”的任务都交给了何见天，由此她也就掌握了不少惩罚人的权力。
而何望喜则是跟民兵队副队长高大贵关系很好，她母亲在农会里“监督”农会会员，高大贵就让何望喜在民兵队“监督”民兵队员，主要就是负责看谁没有完成分派的任务。
因此，村里有些群众暗地里管她们母女叫作村里的“警察”，多数人都不会畏惧村长、党支书、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但却有人畏惧何见天与何望喜。
注释：
破鞋：这个注释其实之前加过，在这里主要强调通常意义上的“破鞋”与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区别。在解放前，“破鞋”一般是受封建婚姻制度影响不能离婚/改嫁而与别人通jian的妇女，她们通常是自愿的，而且会从通jian中得到好处（俗称“卖炕”）。而在这里说的被迫与人发生关系的地主家眷，则是非自愿或半被迫半自愿的，通常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作者有话要说： 十月革命100周年了，
然而我们还在苟且地活着。
昏昏沉沉地上课，
提前两小时就开始思考午饭吃什么。
为了一个不值10分的小pre紧张到肾上腺素爆表，
晚上肝ddl肝到第二天。
心里想着，
我什么时候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好有机会被更大的资本剥削。
是否有人在怀念十月革命？
然而它早已离开我们的视野。
☆、第一百二十五章：“警察”
可是尽管村里有人畏惧这对儿母女，却依旧有不少人把何望喜当成理想的结婚对象。这事儿可能在国民党的政权下是很自然的——当官儿的有油水嘛，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是第一次出现、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刚开始革命的时候，民兵队员和其他年轻干部都谈不上是什么好的结婚对象，因为她们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往往分不到应有的一份儿，而且工作时常会耽误家里的事儿。如果一个干部是认真负责并且公私分明的，那么在现在的制度之下，她如果不做别的工作，就只会越来越穷，而根本没法从干部的职位上赚到一粒米。
建立了有组织的村公所和农会之后，这些干部们才逐渐开始有时间顾家了，但这些时间怕是远远赶不上普通群众的。而且万一解放军招募新兵，干部们首先要响应号召去参军，就留下家里的老父亲和年幼的孩子，干部的夫郎不仅要干活儿养家，还得照顾公公和孩子。甚至如果赶上他们怀孕的时候妻主去参军了，往后挺着七八个月的肚子还要下地收庄稼，这简直不是人能干的活儿。一想到有这种可能，那些能嫁个普通新中农的男孩儿们是肯定不会考虑嫁干部的。
好在现在开始组织生产了，那些干部们为了带头生产，也更多地投入Jing力到互助组里，这才让许多之前生活一直处于贫农水平的干部们真正“脱贫”，甚至有的——例如运输互助组的民兵队员丁小米——还靠互助生产致了富。
但是何见天与何望喜母女并不是靠互助生产“致富”的，她们甚至都没有加入互助组。尽管村里没有多少人在明面儿上提，却还是有不少人私底下议论，这对儿母女靠着她们在农会和民兵队的权力搜罗了不少好处。
农会为了方便村里的互助组一起劳动，专门定制了十个用来施粪肥的大桶作为会员们的公用农具。然而之后却发现有的互助组用的时候把桶沿儿磕了，或是用完之后图省事儿没有清理干净，这样妨碍到了其他人的使用。所以之后农会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借用粪肥桶的规则，要求借桶者必须要登记，并且要经过一个农会委员的检查才能借还等等。而这个监督会员来借桶的职责就交给了何见天。
因为这种粪肥桶是村里很稀缺的农具，一到该施肥的时候，各个互助组都会来借桶。为了能先用上桶，有的互助组负责借桶的人就动了歪心思，给监督的委员好处让她把桶先借给自己组。这种事儿在之前向个人借农具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所以并没有人觉得是什么不对的行为。后来就变成了只要借桶就得给监督的委员好处，给的好处多，借桶的次序就排得靠前，如果不给好处，就只能排在所有人后面，甚至到最后都借不到桶。
何见天在这个监督借桶岗位上得了好处，同时还参与着农会委员对村里地、富分子改造的监督。由于农会是主要领导农民翻身的，对于之前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的监督也由农会负责。就像民兵队员要到村子周围巡逻时，农会委员们也要定期到那些从前的地主、富农家去检查，主要其实是看他们是不是真正自食其力了，或者是又雇了长工来剥削。
一开始，农会委员们都觉得这个监督地、富分子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