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
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留陆永平吃
饭，他却连连摆手。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
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
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然而没有。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
才喊了声林林。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
车便绝尘而去。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
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
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
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
闷声不响。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之后的某一天，
兔头被我掇了去。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
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我嘛，被撵到了楼上——
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
中，至今挥之不去。东院却空了许久，直
到九九年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
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
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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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
天。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母亲却听之
任之。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那阵正逢奥运会
预选赛最后一场，姚明初露峥嵘。看得出来他与黄金一代同场时，默契度还是不
够。本质上讲，法国虽然被压了半场多，但最终逆天发挥，爆冷中国队。然而不
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
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
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
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三月初的一天，
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
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三八妇女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
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
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
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
只好不了了之。到零零年四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
响起了猪崽的哼唧（虽然好景不长）。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
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自打父亲出狱，母亲就没肯
再让我上工地，「学习要紧」。当时母亲的月工资也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
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了嘴：父亲揣了口
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不
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
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