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女官，其实仅有彭耽书一人。陆昭觉得涉及国家大事，倒不必一定要任用某一群体，譬如寒门、譬如女子，毕竟民间设立庠序尚不足教养一代之久，女子卑于男子也延续数百年，大基数上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可以磨平的。不考虑才能而一味地拔高与纵容，不仅不会得到其他群体的理解和承认，反倒会加剧社会的矛盾和敌视，阻碍真正公平的到来。
那些田舍儿、寒庶人家与居于夫权之下的女子，要的不是无条件的纵容，而是一个不失尊严、不失公正的机会。
议事过程中，除了对新法实施流程进行了讲解，还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编纂成册，集中解决。
新法披于豫州几乎没有任何阻碍，配合二长制，从法理上仍然承认世族乡宗的治民之责。虽然对贪墨有着更为严格的惩处，但是也保留了政治上上升的通道。按照司州的顺序，赋税调整、二长制、均田一步一步走，几乎不会遭遇太大反抗。
然而王襄浏览这份新法的纲要后，却不由得生出几分遐想。如果仅仅把人群分为世族和寒庶来看，自然是各得其便。但如果以中枢台辅和地方来分，新法则无异于向地方邀好，将地方豪强纳入政治统序之中，来分割事权。
昔年曹丕篡汉，以九品中正制邀好于世家大族。而这部新法本质上其实与九品中正制并无不同。为某一群体呐喊，既得某一群体支持。如果说陈群扭扭捏捏递上九品中正制，是以正统名分来换取政治上的主导权。那么陆昭则是递上新法，以人口与土地账本来换取独立于长安之外的执政统序，从而树立自己的执政威望。
这一隐藏手笔有多么可怕？往深里想，即便他本人今日不来洛阳大行台，只要行台愿意放出声音，豫州的所有豪强都会主动欢迎行台插手本地事宜，甚至一脚把他这个正牌刺史踢开。这项政令真正的反对者，是拥护长安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即便当中有摇摆不定或是一力反对的世家，也是因为长安愿意以更大的利益去换，譬如河东薛氏和汲郡赵氏。
把权力暂时出售给世族和乡宗，十年来看，是适宜之策。但当洛阳行台成为唯一的权力之后，新的中枢是否还能拥有治理国家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以天下的视角来看，土断归籍，生民安于田亩，中枢州郡各有所治，这才是中正之道，而非将权力偏移，生出畸大的割据群体。即便以最自私的方式来看，陈留王氏得以延续百年，也对中枢力量多有依赖，届时他们也会走到这些乡宗的对立面。
此时，大体事宜已经交代完毕，陆昭也不能久坐席间，便将剩余事务交与众人，提前离开。王襄也借此避席，待离开稍远后，才跟上陆昭一行，走至近畔。
王襄再也按捺不住浮动的心绪，低声问：“不知皇后此新法后，何以为继？若长此以往，或被有心人加以利用，终成宿弊啊。”
陆昭手支着腰，慢慢回过身，颔首道：“王公此番心迹，诚是为国。既如此，我也不讳于言。二长制并非常态，然而伐楚之功必在当下，国家久避战锋，若顷刻发战，征调各方，则无异于久病之人策马，断骨之躯负重。二长制若能使国家平稳征调，使民各安其业，各地有所捐输，倒不失为一个折衷之法。”
“其实司州新法也非普世，此法用于司、冀、豫、并等地，皆有益，但如北凉州、秦州、荆、江等地却是益少而多害。譬如北凉州与秦州，军功授田与计口授田日行已久，民已各安其业，实在无需将权柄再让渡于乡宗。来日伐楚，百万疆土生民俱握于手，军功授田与计口授田遍行大江两岸，所受益者岂止一二州郡。届时，乡宗不过一隅之顽强，又怎能与大势抗衡？”